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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一旦魂魄离身轻则性情大变重则丧命。因此民间一直流传和相信存在着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谣传此术可安人心神，也可谋人性命。

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德清县一个叫吴东明的石匠因不愿意帮助县民沈士良行咒术而与之发生纠纷。虽然县衙很快就处理这起纠纷，但是关于“叫魂”的谣言却在民间传播起来。

注：沈士良与自己两个侄子有矛盾，想让吴东明帮忙把写有两个侄子生辰八字的字条，镇压在他负责修造的石桥桥墩之下。

谣言很快就传出德清，也越传越离谱 – “一群四处游荡的妖人，只要知道人的名字或者获取发辫等贴身之物就可施咒勾人魂魄夺人性命”。因恐惧不少地方民众开始疑神疑鬼并私刑殴打、驱赶自己地方的“可疑之人”（多为云游的僧人或流浪汉）。

很快地方官府也介入调查，但多地府衙在核验后均未发现真正施展过此类妖术的案犯，因此浙江官员就把此事当作民间愚缪而未向朝廷、皇帝奏报。但谣言在浙江地界慢慢平息的同时，也开始向外省扩散。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通过自有的秘密渠道（密折或者密探）获知此事的乾隆，授意军机处发出一份“廷寄”（清朝的一种公文）真正引爆了“叫魂案”。

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事先得到了消息，山东巡抚富尼汉在这份廷寄发出的当天也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本。奏报山东境内的一起“割辫叫魂案”，并奏称抓获案犯两人且均已交代为首者来自浙江。

几天后直隶总督方观承也上奏称治下也有相关案件，自己正在全力缉拿。这就让本就疑心的乾隆，更进一步坚信了自己的“猜测”。因此六月下旬收到两江总督高晋的回奏后，乾隆就爆发了。

高晋在回奏中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只是几个月前地方无知愚民的谬传。自己早已将传播之人缉拿并安排人宣讲释疑，现在“讹言亦息”。乾隆不但严厉训斥了高晋，还越过他直接谕令其麾下的浙江巡抚罗永德和江苏巡抚彰宝，勒令他们迅速查案并据实奏闻。

乾隆本人其实也不相信有妖术存在，他认为叫魂之说“荒唐不经”，是“奸人”用叫魂做噱头行不轨之事（具体是什么不轨，他也不确定并且也没明确说过）。不少人认为乾隆这么敏感是因为“割辫”触碰到了清朝的逆鳞“剃发留辫”：

虽然乾隆是表达过这方面的疑虑。但当时谣传的“割辫”只是偷割辫梢，而不是整条辫子，说这是反满清祖制过于牵强。另外结合此案的最终结果，这更像是乾隆难以自圆后强行给自己找的一个台阶。

那么乾隆折腾这个案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到了清朝皇帝集权制度虽然达到了巅峰，但是皇帝却没有办法独自去控制和管理名义上归属于他一人的天下，只能分权于督抚和地方官员们，委任他们经营皇朝。这些官员们为了少担责任也为了私利，往往对地方事务报喜不报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故意拖延、不作为、欺瞒。

此案如果不是因不为人知的秘密渠道，督抚们不上报，谣言已波及数省皇帝依然不知情。再远一点的“孙嘉淦伪稿案”，全国上下八卦皇帝大半年，而事主乾隆却浑然不知。

这种敷衍塞责，一方面导致一些事情得不到有效处理而恶化。更重要的是剥夺了皇帝在地方事务上的知情权，本应被朝廷管控的地方同通过“信息独占权”反向“控制”朝廷和皇帝，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策。

注：清朝皇帝们朱批爱用“知道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上报的很多事务皇帝因信息不足，并不知道是否真实、是否处置得当、是否存在隐情等等。因此很多时候他们不能仅据奏折就给出意见和决策。

而皇朝集权制度的残缺，让朝廷和皇帝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乾隆非常不信任他的督抚，惧怕他们封锁消息、“化有为无”等等。

这才是乾隆大搞此案的原因，他怀疑地方又在故意瞒报，他想以此案为工具来整饬官场。其一是震慑群臣，不要妄想尸位素餐、欺瞒朝廷和皇帝。其二是他想锻炼和加强朝廷直接干预地方事务的能力。

为了实现目的，乾隆在要求地方责任到人（各地具体到巡抚），全力缉查的同时，又拿出了他常用的办法 — 成立“专案组”。临时抽调军机大臣刘统勋、吏部尚书托恩多、户部侍郎英廉等督办此案，并要求各地将捉拿的案犯送京复审。

随后乾隆本人不但直接参与审理（多次命令将嫌犯送热河亲审），并根据案情直接遥控指挥地方督抚行事：

可以看出乾隆是想在常规的朝廷将地方事务全权委任封疆大吏治理的行政模式之外，建立朝廷直达地方的新途径。这样既可提高效率，又可以加强皇权对地方的掌控。想法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乾隆的这一番操作相当于给“割辫叫魂案”定了基调 – 确实有人在割辫叫魂。

就像前文说过的乾隆不认为真有“叫魂”妖术，他只是想查清“叫魂”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但是皇权的高压下，官员们对此案的反应就不再是存不存在“叫魂”妖术，案犯施展叫魂的目的等等，而是什么时候缉获“叫魂的妖人”。

官府的对“妖人”的全力缉拿，极大的加剧了民间的恐慌。相关谣言越传越盛，各地私刑殴打甚至处死“妖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在地方甚嚣尘上的同时，山东、江苏、浙江、直隶、湖北、湖南、山西等省府衙也纷纷传出侦破“割辫叫魂案”的捷报。

面对如此高效的结果，乾隆也曾疑心过，他专门下旨询问过富尼汉具体是怎么查获的，富尼汉答复“并未刑求，到案即行供吐”。一时之间乾隆也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英明的介入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因此要求各地督抚加紧审理。

就此全国上下掀起了抓捕“叫魂妖人”的狂潮，地方民众私刑处置的“妖人”因资料残缺已难以统计。但各省死于狱中的嫌犯就多达几十人，无一例外死因全部都是熬不过刑讯。如浙江缉拿的嫌犯明远（云游僧人），为迫其认罪，罚跪铁链三日并连审两日不准睡觉，后在押送京师前毙命狱中。

那些被递送京师的案犯及卷宗更让乾隆尴尬。经专案组和他本人在热河的复审，所有案犯的供词均为“刑逼妄供”，无一人是真犯。除此之外，在复审中乾隆也发现一个更为尴尬的事实。

山东巡抚富尼汉最早抓获的两个案犯蔡廷章和靳贯子，之所以指证首犯（浙江僧人吴元、玉石）也是因为熬不住刑讯。实际他们不但说不清楚那两个首犯长什么样，他们本人也没有做过“割辫叫魂”之事。

种种迹象表明，当初高晋说得没错，是乾隆自己想当然，一手助推出这起波及大江南北的荒唐冤案。

原本要砸官员的石头却落到自己脚上，至此乾隆不得不开始善后。

九月下旬，乾隆从热河返京后就以“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处，滋扰闾阎”为由，下令各省停止“割辫叫魂案”的相关缉查。

然后乾隆主动替督抚们做出了解释“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将各省“刑逼妄供”的责任拉到自己身上。既免了督抚们的责任，也算是自我检讨。

对于为什么贸然发起大狱，乾隆以事涉皇朝根本（剃发留辫），不能不重视来给自己辩解。但乾隆始终未放不下心中的芥蒂 -- 督抚不主动上报地方事务，隔离了朝廷对地方的掌控。

他以“养痈遗祸”为由给予相关督抚（主要为两江官员）降补、交部严加议处（考核降级）等处罚，并将江浙最初处置“叫魂案”的几县主审官员全部革职（乾隆认为他们没有严肃对待问题，为求少麻烦自行放过不上报）。

“叫魂案”虽然对官场的影响不大，但对乾隆的影响却很大。

乾隆自登基以来，一直励精图治希望开创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其实一直不满意朝廷对地方的管控，也视之为朝廷最大的隐患。皇帝希望地方官员们在他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并锐意进取；但现实是皇帝一人在劳心劳力，地方官员们大多光说不做、不推不动。

这也是乾隆频繁借地方案件发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的原因，他想改变这种状况。但官员们无意与皇帝争夺什么控制权，他们的种种其实都是皇权制度下官僚的“被动抵制”。

例如皇帝的威权不容置疑，那么必然是“皇上圣明，臣下愚昧”。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如何能不待皇帝命令、不体味通透圣训就“主动行事”呢？行事时是会更多地去揣摩迎合圣意，还是唯实而论处？官位前程全由圣上一言而决，是不惹皇帝生气重要，还是让治下满意重要？

因此乾隆越严厉，官员们就愈发地束手束脚，愈发会想着如何消灾避祸、如何欺下瞒上、如何哄皇帝开心 ……

而乾隆看到的则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种负面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乾隆三十三年可以看作乾隆六十多年执政的分水岭，皇帝像是被打磨掉棱角一样，就此懈怠了。开始追逐个人享乐和塑造功名，也开始成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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